末代厂长

毛浩、吕彤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自救年代》记录的是被称为“计划经济最后堡垒”的沈阳市1996年冬的一个历史剖面，全面描绘了从市长到工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共同承受的改革阵痛，真实再现了“自救年代”里的众生相。

据悉，这篇出自职业记者之手，并配有多幅新闻照片的报告文学作品，曾因“文学性”不强而被数家著名文学刊物退稿。然而《青年文学》刊出后，却引起意料之外的强烈反响，沈阳电视台立即表示准备将其搬上屏幕，而多家出版社也展开了对该作出版权的争夺。

门口那座19层高的半截子大楼，仿佛就是沈阳第三机床厂前世的宿命。由于企业效益下滑得太突然，工程匆忙下马，半截子大楼被悬在了半空中。这一扔就是两年，如今在寒风中，它就跟百货店前面没穿衣服的模特，叫人看着都觉得冷。

这是1995年的冬天。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哪怕是在三年前，提起机床三厂，那也是声名赫赫。50年代国家重点建设了18家机床厂，人称“十八罗汉”，机床三厂是其中之一。那时，三厂的多轴自动机床、六角车床在全国是独一份，数控机床更是大拿。

衰落的直接导因是严重决策失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计划经济留下的病根：重产量，轻质量。90年代初，三厂大上数控机床，把原来有独家市场的常规机床品种全丢了。数控机床火了一年就出了问题，由于质量不过关，返修率大增，几十万一台的机床，老是不能干活，谁还敢买？1994年全厂库存机床价值1．4亿，是7个多月的生产产量。三厂遭到了市场经济的无情惩罚。

机床三厂的命运，其实在它被分离出股份公司的那天就已经被注定了。

90年代中期，中国的上市公司尚寥寥无几，深沪股市规模也还小得可怜。机床三厂的上属企业机床公司要想上市融资，其总股本多达4亿多股，按照流通公众股必须占总股本25％的规定，它要上市需占9000万股额度，而当年中央拨给整个辽宁省的上市额度为1．7亿股，整个沈阳市才分到了5000万股。

但是，沈阳市绞尽脑汁弄来的5400万额度，按25％的比例，只能负载1．5亿的总股本，还有近2个多亿的资产必须剥离，该谁出局呢？

1995年冬的一个下午，天色灰蒙。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代表们在中捷友谊厂（机床二厂）十楼会议室开会，决定公司的命运。会议开得很沉闷。会上，总裁姚俊喜提出了把机床三厂分离出股份公司的提案，根据证监委的另一项规定，上市公司的负债率必须在70％以下，而此时机床三厂的负债率已高达263％。

讨论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谁都知道，三厂不出去上市就得玩完，谁也都知道，三厂出去了，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最后大会不得不采取残酷的举手表决。

三厂的股东代表投了反对票，但那无济于事。他们只有六个人，况且，在公司里，国有股份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姚俊喜那一只手力重千钧，足以决定三厂命运。5时许，大会宣布姚总的提案以压倒多数得以通过。当会场上响起掌声时，三厂的工人代表沮丧地埋下了头。

开完股东代表大会，机床三厂的代表坐着一辆面包车回厂。一路上大家一言不发，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听着让人心情烦躁。

厂党委书记杨光心里也在翻江倒海。作为党委书记，他必须和上级保持一致，在刚才的投票中，他投了赞成票。虽然投票是无记名的，可杨光总觉得大家似乎发觉了他的秘密，偶尔眼神碰在一起，他立即慌忙闪开。他已经习惯把冤屈自己默默地吞下肚。

一年前，杨光还是机床一厂的副厂长。一天，上级突然发来通知，要他和刚提拔成副厂长才几个月的孙彦南到三厂接替被免职了的书记、厂长。当时三厂已经很不景气，谁都不愿去，领导找两人谈话：你们去吧，有什么困难，后来还有公司呢！

可现在三厂一下子又被摔出来了，杨光觉得心里怨得慌。“老孙，看来你要当末代皇帝，我要当末代书记了。”杨光小声对坐在身边的孙彦南说。

“不，我不戴这个帽子！”孙彦南坚定地回答。

几天后，杨光和孙彦南先后提出辞职。不久辞职报告就有了回音，孙彦南被批准返回一厂，而杨光的辞呈却被驳回。集团党委书记王贵邦把他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辞职，厂长可以，经理可以，可党委书记就不可以！不许你再提这件事，你得挺住！”

机床三厂末代厂长的帽子，最后落到了王森林头上。王森林50刚出头，大个子，留着分头，初看上去就是一个地道的技术员。在孙彦南力辞厂长职务之后，集团下决心要在三厂内部找一个接班人。考虑到两年之中机床三厂这是第三次易帅，人事部门很是下了番工夫，先后征求了几十人的意见，最后选中了王森林。

21岁从技校一毕业，王森林就被分配到机床三厂。从画图员干起，他搞过设计，干过销售，也主持过生产，历任销售科副科长、科长、副处长、车间主任、分厂厂长、厂长助理、副总工程师。他对家人说，他这一辈子就跟三厂上了，将来老了，就在三厂退休。也许集团最后看中的正是他的这份忠心。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厂是我们的家，只要前边还有那么一丁点亮光，大家就该拧成一股劲往前奔。”王森林记得，交接厂长的那天会上，他是这么开的头。按照他的要求，会议室的长条桌被撤掉了，椅子码成一个圆圈，就跟中学生开新年联欢会似的。

中干们也被王森林的情绪感染了。这一年来，外面的干部谁也不愿来，来了也不在三厂开支，分明是把三厂看扁了，他们就盼着谁来挑个头，大家伙憋劲儿给三厂争口气。

但是，王森林和他的下属们都太天真了。三厂如大山般的债务，依靠它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搬不掉的，实际上，从它被挤出股份公司的那天起，破产的准备就在暗暗地进行。

4个月后，王森林就不得不站到破产大会的台上，成为三厂历史上最短命的厂长。

机床一厂礼堂。机床三厂的破产大会正在进行。场内安静得不像已装下了数千人。没有掌声、嘘声，或者表明他们态度、情感的任何声音。

许多老工人相互已多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点个头。三厂健在的老领导都来了，老厂长刘宏威碰到曾参加过造第一台机床的老工人刘汉武，忙上去握手：“怎么您也来了？”

“成立的时候来，送终的时候也该来呀！”老刘的眼泪夺眶而出。

台上的一切像事先编制好的一道计算机程序，不紧不慢地进行着，没有任何的意外。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的法官宣读了审判书，宣告三厂即日解体。接着破产清算小组成立，市府的一位副秘书长担任组长，率队进驻清算，清理内外债务。

坐在第一排的杨光，脸上火辣辣的。这些天为了筹办会务，他没少往一厂跑。那是他的老家，熟人多，他能感觉到一双双眼睛锥子般扎在他身上。但此时，他已经顾不上自己，他更同情坐在身旁的王森林。

昨天上午，王森林在新民分厂接到电话，要他马上回厂，第二天要宣布破产。事情来得太突然，新民的车子都出去了，只有一台工具车，司机吃饭的时候还喝了不少酒——那也得走，反正他领的也是九死一生的差事。

车一靠近沈阳的边，他就把新民的车打发了。换乘出租车赶到厂里，会已经开得差不多了，公司领导已经决定让机床三厂破产，一天以后正式宣布、执行，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没开职工代表大会。

当天晚上，王森林睡不着觉，无边的屈辱啃噬着他的心。如果当初分离就是为了破产，为了大局，需要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说清楚了，我王森林士为知己者死，掉脑袋也干。可像现在这样干，王森林有一种强烈的被欺骗了的感觉。

明天的字，我签不签呢？王森林反复地问自己。耳边又响起领导的谈话：“对三厂的出路，组织上有通盘的考虑，破产，可以让它卸掉历史债务，重组后的新企业才能轻装前进。为了大局，希望你能配合。”

“为了三厂人有个好出路，我王森林认了，明天的戏我一定要演好！”

签完字下台，他看见身后坐着老厂长刘宏威和前工会主席王秀臣，王森林惭愧地低下了头：“老厂长、老主席，我们这个班没有接好！”

“那不能怪你。”老领导安慰说。但是王森林知道，不久以后，人们就会忘掉所有的前因后果，史册上只会简单地留下“末代厂长”的名字。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西服口袋，里面装着刚才签字的笔。它将是一个永远的纪念物。

几天以后，一个星期天，王森林又来到三厂——这已经形成习惯了，上任后他的周末几乎都是在厂子度过的。厂子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王森林最后转到自己的办公室，锁上门，忽然号啕大哭，泪如雨下。……

王森林就像失去配偶的一只大雁，逡巡在它的尸体边，久久不忍离去。